写与做

这半年,我没有读书,但做事的时候也有一些感悟。无论是策划一个活动,还是管理一个组织,都和作一篇文章的道理毫无二致。概括来说,作文与做事同根同源、气脉相连,于是才有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之说。

一篇文章的境界由低到高大抵可以分为,结构、文辞、旨意、情感,虽然文章贵在情感,但重在结构,所以有的人会把平淡的故事讲得曼妙多姿,有的人会把情感丰满的故事说的苍白乏味,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对结构的把握不同。

从平衡论出发,优劣的源头是稳定性的强弱,一篇文章要结构相宜才能承受住情感的生发,因为结构是为文者先读者以致衡的范畴,但情感却是后读者以致衡的体验。故情感与结构本质互逆,所以文章要有稳定的结构,才能承受住强烈的情感。对结构的把握,不需要多少创意,古今现成的模版是数量有限的,小分支的创新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,它更需要的是大量的机械的练习。

而做事与为文相相应的,事件的根本对象是人,文字的关联就是结构,人的联系就是事件稳定性的基础,人与人的结构模式莫过两种——性结构与利益结构(以后再细谈),管理的真谛就是,综合信息,合理的使用这两种结构方式,配置资源,使事件的系统致衡。因而从根本的道理上,为文与做事是相通的。

古代科举盛行,十年寒窗苦读,一朝金榜题名,仅善为文,按今天高考来说,是成绩好的孩子,为人处世的能力普遍低,可是古代考生封官受禄之后,处理政务,却能得心应手。我们与古人不同之处在于,我们学各种知识和方法,而他们只学文章,并且非常注重对结构的处理。

我们常常批判八股对思想的僵化,却忽略了其强大的作用。为文的水平决定了日后为官为政的水平,依明朝为例,纵使绝大多数的帝王昏庸,王朝的制度依旧一如既往地运行着。现代化是没有诞生在中国,但是明朝持续运行了二百多年,现代化诞生之后,放眼今日世界,哪个“王朝”的存在超过了二百年,目测的话屈指可数。

时代的每一次批判,都是时代的偏见,时代变迁,批判的矛头转向,只留下历史的断壁残垣,时代有权利进步,但也要为历史买单。